星洲疫情纪实
文·浩文

武汉1月23日封城,人们关心中国的疫情,却想当然以为那是遥远的事,只盼武汉加油,中国挺住,我们就不会有事了。

其实,我们对新冠病毒的凶狠、狡猾、传染性一无所知。1月24日除夕团圆饭照吃,大年喜庆氛围不减,四五百人的传统初三老友大型餐会照办。后来本地陆续出现病例,但百姓生活如常,不怎么在意。大家都已习惯了井下的生活,看到执政者信心满满,处理有序,母鸡不慌,小鸡放心。

我们几个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负责人,春节过后开始关注起疫情,为的是要在2月16日举办新春联欢会,好几百个人,担心病毒突袭。这边那边,传出有人感染,留院,追踪、检测、筛查,虽说人数不多。2月8日,病例明显增加,我们决定通知参加者联欢会无限期展延。

其实,热带和其他民间文化团体是凭借本身的敏感度,而不是当局的规劝才取消大型聚集活动的。说来也凑巧,16日基层有另一组几百人照常聚餐,结果好些人确诊感染。

种种迹象表明,那时政府对疫情的反应,是救火式的,哪里出事,急速跟进,似乎缺乏防范意识。大型的餐会、春节活动、大宝森节游行、宗教集会等,依然听之任之。当马来西亚实行“行动管制”,封锁边境时,我们其实并未醒悟过来,仍沉浸在有效管控的自我良好感觉之中。

后来,大型集会虽被告诫不宜举办,但是,车照跑,工照做,店照开、自由自在的。病例在攀升,接着小道消息接踵而至,学校要停课啦,要实行管制啦,快囤粮啦,引起一阵恐慌,多亏主流媒体的“引导”,还有摆不脱的对政府的笃信,社会整体而言还是平静的。所以,当政府宣布4月7月开始启动“断电器”(Circuit Breaker)时,老百姓难免惊愕不己。“断电器”是精英的发明,普罗大众摸不着头脑,后来媒体用了比较接地气的“阻断措施”一词,说白一点,就是半封城。与封城不同的是,吃店、小贩中心照开,只允许打包或外卖,不可堂食,超级市场、巴刹、杂货店也不受影响,其他必要服务如医院、药房、机场、海港、银行、邮局、警署、交通、快递等照旧开放。非必要的商业活动、动物园、图书馆、公共健身旁、游泳池、娱乐设施、社团等一律关门。

小贩中心只能打包,不准堂食,生意萧条。

当天,我驱车与友人同往樟宜机场猎取镜头,到处空荡荡的,行人、电单车和自行车骑士都不戴口罩。4月16日,大概是形势所逼,又推出强化版的阻断措施,终于开始强制戴口罩,外出限制收紧,重申保持安全距离,关闭运动场,封锁公园周边的停车场、管制部分湿巴刹人流,要求更多人宅在家里,期盼到了6月1日,这类“人性化”的举措,将会“憋死”新冠病毒。

所以,4月7日和之后的16日,是新加坡的关键日子。之前,生活大体如常,如果那时疫情背后确曾隐藏更大的隐忧,老百姓其实并不知晓。从一开始,执政者就认定新冠病毒不能严重干扰经济。当时有一种看法,新加坡太小了,必须维持对内对外的经济活动,只能把轻症视为“流感”患者,在家疗养,把有限的医院病床留给重症者。政府给每个人发了两个口罩,却不鼓励使用,尽管专家早就联名主张戴口罩,但被当成耳边风。

当时主流的见解是,防范新冠病毒只要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,根本不提戴口罩一事。我个人一开始对此就不以为然,那是西方的想法,有病才戴口罩,特朗普是宁可乱服药也不在公开场合戴口罩的。从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韩国的经验判断,口罩对飞沫的传播、对不经意用手指触摸口鼻是有防范效用的。不理别人怎样说,我坚持家人搭地铁、巴士、德士,或上巴刹、商场须戴上口罩,比政府改变想法提前了一个多月。

或许,初期的“战绩”和外人的赞誉,让当局忘了新冠病毒会随时伺机而动,不能留下任何缺口。不幸的是,这缺口果然被病毒察觉并乘虚而入,那就是政府所说的“外劳宿舍”。其实,在新加坡从事体力劳动的外籍工人,本来就是社区的一分子,他们乘地铁、巴士,有空也逛街,上百货大楼购物,等等。他们在工地或购物中心受感染,本来就构成社区感染的一部分,但政府一向把外劳宿舍和社区割裂开来,重视不足,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,致使病毒有机会潜入宿舍,蔓延开来。“外劳宿舍”于是成了与社区有别的重灾区标签。

新加坡“外劳”约32万个,由印籍、孟加拉籍和中国籍工人组成,其中约20万被安置在偏僻的简陋宿舍,共计45处,分别居住数以千计或万计的外籍工人,十几个人挤在不及500平方尺的单位内,另有1200处可住百余人的小宿舍,或更小的工地宿舍,挤拥不堪,毫无生活质素可言。现在已知有23处分布各区的大型“宿舍”被病毒攻陷,占了多达3万被感染者的绝大多数。这些宿舍已被严密封锁,成了一个个特区。官方的逻辑是:出问题的是”特区”,而非社区!更令人不解的是,宿舍感染已“整治”一个多月,确诊人数每天还是三位数增加。

如今,政府出于重整经济的考量,一边在“特区”作战,一边逐步放宽阻断措施,复工复课。可是,人们对宿舍的现况、应对的方式、外劳的处境、未来的展望,一开始就懵懵懂懂。每次电视上看到卫生、人力、国家发展部长各说各话,大家早被大数字给搞麻木了。总之,新加坡这次在众目睽睽之下“掉了球”,在全球出了名,确实够尴尬的。政府欠国民和为新加坡作贡献的外籍工人一个解释和表白!

当局对新冠疫情的应对,如果缺口不大,有固定的行动方案(如沙斯经验)的指引,问题可望迎刃而解。如果缺口大,无法可循,那就很可能会搞砸的。我想,思维方式单一,抗疫经验单薄,创新对策欠缺,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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