往事篇感受扶贫脱贫成果
大马资深媒体人，《星报》（The Star）编辑顾问何华芳受到China Daily（中国日报）邀请，于5月参与 China Global Media Fellowship（“一带一路”主流媒体研习班）为期3周，分别在北京，长沙和上海各一星期的考察、研习及采访活动。让她印象最深刻是在湖南推行的扶贫计划及获取的成果。
何花芳抵步长沙，足迹周边十多个偏远乡镇农村，实地考察当地的乡村振兴案例，地方政府结合企业和农民，有组织地把贫困、落后的农村，打造成具现代设施的旅游区，以及企业到农村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等，令她叹为观止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2017年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中提出 “乡村振兴” 战略，指明战略实施的总要求是 : “产业兴旺，生态宜居，乡风文明，治理有效，生活富裕。”显然的，从实践中无不证明有关指示，明确可靠，实际有效和影响深远。
何华芳举例说，风景秀美的浔阳河村十年前还是个贫苦村，围绕在再植林的浔阳河村如今已打造成生态旅游村，在小镇里建起木材民宿、咖啡馆、饮食店、酒吧等休闲场所，还有土特产店，售卖湘绣扇等手工艺品和纪念品的商店。去年到此旅游者达40万人次。
孔子说：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也。意思是说：用礼来推行道义，用道义来产生利益，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，此乃治理国家的关键。这是对儒家关于义和利之间的关系的阐述，利应该是用义来产生的，而由此产生出来的利，应该用于造福人民。
小镇里一家面馆的冯女士向何华芳透露，她在大学毕业后担任幼教，每月收入3千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，约1,795令吉）。目前经营面馆的收入，非旺季时每月也有约8千元（约4,800令吉），而在诸如农历新年等旺季，一个月可赚取8万元到10万元（约4.8万令吉至6万令吉）。
面馆女主人来自典型的贫困家庭，父母种菜为生，虽然家人有房屋和田地，但是传统作业能挣到的钱很少。她能完成大学学业，也是靠政府资助下才能如愿以偿。
除此之外，地方政府向农户购地盖房，建成后以低于买地价格卖回给农家。在此措施下，她购买了一座三层楼联排店铺，楼上做居所，楼下开面馆。家里两老目前还在务农，农作物收成卖给合作社。
隔日，抵达距离湖南省会长沙市约三十公里的开慧村，这里是毛泽东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，也是他的元配杨开慧的家乡。
当地一户民宿女主人林氏向何华 芳展示了五间打理得干净整齐的客房。林氏与丈夫在几年前还是贫穷村民，养猪为生，住的是破破烂烂的木屋，猪寮就在屋旁。她说，养猪的入息并不稳定，一头猪也只能挣到几百元人民币，有时遇上猪瘟可真血本无归。
如今她家已拥有一栋五房式砖石房屋，四间房充作民宿租给游客，并提供住客农家菜，并在民宿旁开家小卖店。她还透露，平时月入数千元人民币，但在如农历新年等高旺季，一个月收入甚至可达到一万元人民币（约六千令吉）。
631合作模式
开慧村采用“村委会+企业+农户”的乡村旅游产业合作模式，即村委会负责牵头协调，企业负责营销指导，农户负责管理服务。收益方面则按“631”的比例分成，即农户六成，企业三成，村集体一成。
何华芳指出，湖南诸多村庄都是采用这种发展模式而成。
还有另一种发展模式，即“旅游+扶贫”，如有位农民透露，他将年久失修的房子加以改造翻新，本身筹集了50%费用，另50%则靠政府提供。这种模式颇为有效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，在开慧地区就有约1,195个家庭已经摆脱了贫困。
事实上，乡村振兴大幅度改善农村道路崎岖，交通不便和通信落后等方面的基础设施。据何华芳观察，当地农村的街道，都铺成柏油路。如此解决了交通问题，使得村民的产品可以拿到县城售卖。
居民赶上科技潮流
让她惊讶的是，当地居民也赶上了科技潮流，除了会使用手机等，他们还善用网络进行行销，开设网页介绍他们的村落。于是昔日贫穷落后，名不见经传的村落在蜕变后，吸引了逃离城市喧嚣生活的城市人纷至沓来，欣赏秀丽的田园风光。
除了从事旅游和相关产业，以及稻米、玉米、蔬果、花卉等作物的种植，当地也有些制造业和工业，如再生能源回收。
在宁乡市，就有一家湖南企业向当地人租地养牛，从澳洲引进奶牛，建起现代化的生态养殖场，以进行牛奶加工，给当地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就业机会。经何华芳调查，发现该企业之前没涉及畜牧业，而到当地投资的主要目的不外是响应政府的号召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。
她说：“该企业到当地从事畜牧业和相关加工业，直接给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，增加收入。许多地方都需要这样的企业，不怕赔钱或什么的，就去干。事到如今，畜牧业已成了该家企业的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。
何华芳认为，这种扶贫政策就具持续性，企业家也不是一味的出钱，反而是可以拿回成本和投资分利。
在浏阳市大瑶镇，素有“花炮之源”的美誉。何华芳在其中一家烟花厂，见到企业以另一种方式投入扶贫项目。在该烟花厂的告示板上，列出一些需要特别照顾的贫困员工的名字，这些员工可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须供养父母，尚病无法工作等，一人工作入不敷出。要是如此，公司则会以赞助，或领养等方式提供帮助。
数亿人摆脱贫穷
中国政府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，经有数亿人摆脱贫穷。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扶贫模式。其中“精准扶贫”，就是从致贫的因素着手。
何华芳指出，例如因病而贫困，就协助解决健康问题，若没有工作，就协助找工作。
中国还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（低保），这是一种直接发给金钱的社会福利，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。
她根据一位讲师的报告，城市地区家庭的低保为六千元人民币（约3590），如果一个城市的家庭收入为5千元人民币（2,992令吉），政府给予一千元（约600令吉）补助金。乡村低保为三千元（约2,795令吉）。
世界银行定下全球脱贫目标于2030年。中国于2015年锁定目标，于2020年要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19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于2018年末，中国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,160万。有关官员指出，今年要再减少1千万以上贫困人口。
她说，中国成功脱贫经受到世界银行肯定和赞许。根据世行2012年的调查文献，中国穷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，于1981年是84%，到了2005年仅有18%，这是中国致力脱贫所取得的成果。
世行又称，中国经济高成长的优势与有效的扶贫措施，使其脱贫人口从1990年至2015年共7.5亿人，于2015年全国只有5千5百万人活在贫穷线上。
如期实现脱贫目标
何华芳表示，她考察的湖南乡下的农民很勤劳，只要指点，脱贫很快。在考察期间所接触到的村民、业者、地方干部、记者等对国家的脱贫目标莫不满怀信心，乐待其成。何华芳深信中国可以如期实现其脱贫目标。
从这次湖南的考察中有什么马来西亚可以借鉴的？何华芳认为政府必须检讨过去或现有的扶助穷人的政策，不基于治标而是按实情拟定系列持续性扶贫措施。中国的扶贫政策奏效也值得参考。企业方面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，特别是赚到钱的企业资助穷乡贫民，或者到乡村投资开业，为村民创造就业机会。
对于乡村旅游发展，她认为我国的景色与基建具备条件往这方面进行，有利于乡区的扶贫措施，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