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实地考察
文· 章是知

感受扶贫脱贫成果

大马资深媒体人,《星报》(The Star)编辑顾问何华芳受到China Daily(中国日报)邀请,于5月参与 China Global Media Fellowship(“一带一路”主流媒体研习班)为期3周,分别在北京,长沙和上海各一星期的考察、研习及采访活动。让她印象最深刻是在湖南推行的扶贫计划及获取的成果。

何花芳抵步长沙,足迹周边十多个偏远乡镇农村,实地考察当地的乡村振兴案例,地方政府结合企业和农民,有组织地把贫困、落后的农村,打造成具现代设施的旅游区,以及企业到农村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等,令她叹为观止,留下深刻印象。

2017年,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中提出 “乡村振兴” 战略,指明战略实施的总要求是 : “产业兴旺,生态宜居,乡风文明,治理有效,生活富裕。”显然的,从实践中无不证明有关指示,明确可靠,实际有效和影响深远。

何华芳举例说,风景秀美的浔阳河村十年前还是个贫苦村,围绕在再植林的浔阳河村如今已打造成生态旅游村,在小镇里建起木材民宿、咖啡馆、饮食店、酒吧等休闲场所,还有土特产店,售卖湘绣扇等手工艺品和纪念品的商店。去年到此旅游者达40万人次。

孔子说:礼以行义,义以生利,利以平民,政之大节也。意思是说:用礼来推行道义,用道义来产生利益,用利益来使老百姓太平,此乃治理国家的关键。这是对儒家关于义和利之间的关系的阐述,利应该是用义来产生的,而由此产生出来的利,应该用于造福人民。

小镇里一家面馆的冯女士向何华芳透露,她在大学毕业后担任幼教,每月收入3千元(人民币,下同,约1,795令吉)。目前经营面馆的收入,非旺季时每月也有约8千元(约4,800令吉),而在诸如农历新年等旺季,一个月可赚取8万元到10万元(约4.8万令吉至6万令吉)。

面馆女主人来自典型的贫困家庭,父母种菜为生,虽然家人有房屋和田地,但是传统作业能挣到的钱很少。她能完成大学学业,也是靠政府资助下才能如愿以偿。

除此之外,地方政府向农户购地盖房,建成后以低于买地价格卖回给农家。在此措施下,她购买了一座三层楼联排店铺,楼上做居所,楼下开面馆。家里两老目前还在务农,农作物收成卖给合作社。

隔日,抵达距离湖南省会长沙市约三十公里的开慧村,这里是毛泽东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,也是他的元配杨开慧的家乡。

当地一户民宿女主人林氏向何华 芳展示了五间打理得干净整齐的客房。林氏与丈夫在几年前还是贫穷村民,养猪为生,住的是破破烂烂的木屋,猪寮就在屋旁。她说,养猪的入息并不稳定,一头猪也只能挣到几百元人民币,有时遇上猪瘟可真血本无归。

如今她家已拥有一栋五房式砖石房屋,四间房充作民宿租给游客,并提供住客农家菜,并在民宿旁开家小卖店。她还透露,平时月入数千元人民币,但在如农历新年等高旺季,一个月收入甚至可达到一万元人民币(约六千令吉)。

631合作模式

开慧村采用“村委会+企业+农户”的乡村旅游产业合作模式,即村委会负责牵头协调,企业负责营销指导,农户负责管理服务。收益方面则按“631”的比例分成,即农户六成,企业三成,村集体一成。

何华芳指出,湖南诸多村庄都是采用这种发展模式而成。

还有另一种发展模式,即“旅游+扶贫”,如有位农民透露,他将年久失修的房子加以改造翻新,本身筹集了50%费用,另50%则靠政府提供。这种模式颇为有效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,在开慧地区就有约1,195个家庭已经摆脱了贫困。

事实上,乡村振兴大幅度改善农村道路崎岖,交通不便和通信落后等方面的基础设施。据何华芳观察,当地农村的街道,都铺成柏油路。如此解决了交通问题,使得村民的产品可以拿到县城售卖。

居民赶上科技潮流

让她惊讶的是,当地居民也赶上了科技潮流,除了会使用手机等,他们还善用网络进行行销,开设网页介绍他们的村落。于是昔日贫穷落后,名不见经传的村落在蜕变后,吸引了逃离城市喧嚣生活的城市人纷至沓来,欣赏秀丽的田园风光。

除了从事旅游和相关产业,以及稻米、玉米、蔬果、花卉等作物的种植,当地也有些制造业和工业,如再生能源回收。

在宁乡市,就有一家湖南企业向当地人租地养牛,从澳洲引进奶牛,建起现代化的生态养殖场,以进行牛奶加工,给当地创造了数以百计的就业机会。经何华芳调查,发现该企业之前没涉及畜牧业,而到当地投资的主要目的不外是响应政府的号召,履行企业社会责任。

她说:“该企业到当地从事畜牧业和相关加工业,直接给当地人提供就业机会,增加收入。许多地方都需要这样的企业,不怕赔钱或什么的,就去干。事到如今,畜牧业已成了该家企业的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。

何华芳认为,这种扶贫政策就具持续性,企业家也不是一味的出钱,反而是可以拿回成本和投资分利。

在浏阳市大瑶镇,素有“花炮之源”的美誉。何华芳在其中一家烟花厂,见到企业以另一种方式投入扶贫项目。在该烟花厂的告示板上,列出一些需要特别照顾的贫困员工的名字,这些员工可能是家里的经济支柱,须供养父母,尚病无法工作等,一人工作入不敷出。要是如此,公司则会以赞助,或领养等方式提供帮助。

数亿人摆脱贫穷

中国政府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,经有数亿人摆脱贫穷。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扶贫模式。其中“精准扶贫”,就是从致贫的因素着手。

何华芳指出,例如因病而贫困,就协助解决健康问题,若没有工作,就协助找工作。

中国还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(低保),这是一种直接发给金钱的社会福利,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。

她根据一位讲师的报告,城市地区家庭的低保为六千元人民币(约3590),如果一个城市的家庭收入为5千元人民币(2,992令吉),政府给予一千元(约600令吉)补助金。乡村低保为三千元(约2,795令吉)。

世界银行定下全球脱贫目标于2030年。中国于2015年锁定目标,于2020年要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19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,于2018年末,中国全国农村贫困人口1,160万。有关官员指出,今年要再减少1千万以上贫困人口。

她说,中国成功脱贫经受到世界银行肯定和赞许。根据世行2012年的调查文献,中国穷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,于1981年是84%,到了2005年仅有18%,这是中国致力脱贫所取得的成果。

世行又称,中国经济高成长的优势与有效的扶贫措施,使其脱贫人口从1990年至2015年共7.5亿人,于2015年全国只有5千5百万人活在贫穷线上。

如期实现脱贫目标

何华芳表示,她考察的湖南乡下的农民很勤劳,只要指点,脱贫很快。在考察期间所接触到的村民、业者、地方干部、记者等对国家的脱贫目标莫不满怀信心,乐待其成。何华芳深信中国可以如期实现其脱贫目标。

从这次湖南的考察中有什么马来西亚可以借鉴的?何华芳认为政府必须检讨过去或现有的扶助穷人的政策,不基于治标而是按实情拟定系列持续性扶贫措施。中国的扶贫政策奏效也值得参考。企业方面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,特别是赚到钱的企业资助穷乡贫民,或者到乡村投资开业,为村民创造就业机会。

对于乡村旅游发展,她认为我国的景色与基建具备条件往这方面进行,有利于乡区的扶贫措施,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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