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论篇武汉1月23日封城，人们关心中国的疫情，却想当然以为那是遥远的事，只盼武汉加油，中国挺住，我们就不会有事了。
其实，我们对新冠病毒的凶狠、狡猾、传染性一无所知。1月24日除夕团圆饭照吃，大年喜庆氛围不减，四五百人的传统初三老友大型餐会照办。后来本地陆续出现病例，但百姓生活如常，不怎么在意。大家都已习惯了井下的生活，看到执政者信心满满，处理有序，母鸡不慌，小鸡放心。
我们几个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负责人，春节过后开始关注起疫情，为的是要在2月16日举办新春联欢会，好几百个人，担心病毒突袭。这边那边，传出有人感染，留院，追踪、检测、筛查，虽说人数不多。2月8日，病例明显增加，我们决定通知参加者联欢会无限期展延。
其实，热带和其他民间文化团体是凭借本身的敏感度，而不是当局的规劝才取消大型聚集活动的。说来也凑巧，16日基层有另一组几百人照常聚餐，结果好些人确诊感染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那时政府对疫情的反应，是救火式的，哪里出事，急速跟进，似乎缺乏防范意识。大型的餐会、春节活动、大宝森节游行、宗教集会等，依然听之任之。当马来西亚实行“行动管制”，封锁边境时，我们其实并未醒悟过来，仍沉浸在有效管控的自我良好感觉之中。
后来，大型集会虽被告诫不宜举办，但是，车照跑，工照做，店照开、自由自在的。病例在攀升，接着小道消息接踵而至，学校要停课啦，要实行管制啦，快囤粮啦，引起一阵恐慌，多亏主流媒体的“引导”，还有摆不脱的对政府的笃信，社会整体而言还是平静的。所以，当政府宣布4月7月开始启动“断电器”（Circuit Breaker）时，老百姓难免惊愕不己。“断电器”是精英的发明，普罗大众摸不着头脑，后来媒体用了比较接地气的“阻断措施”一词，说白一点，就是半封城。与封城不同的是，吃店、小贩中心照开，只允许打包或外卖，不可堂食，超级市场、巴刹、杂货店也不受影响，其他必要服务如医院、药房、机场、海港、银行、邮局、警署、交通、快递等照旧开放。非必要的商业活动、动物园、图书馆、公共健身旁、游泳池、娱乐设施、社团等一律关门。
当天，我驱车与友人同往樟宜机场猎取镜头，到处空荡荡的，行人、电单车和自行车骑士都不戴口罩。4月16日，大概是形势所逼，又推出强化版的阻断措施，终于开始强制戴口罩，外出限制收紧，重申保持安全距离，关闭运动场，封锁公园周边的停车场、管制部分湿巴刹人流，要求更多人宅在家里，期盼到了6月1日，这类“人性化”的举措，将会“憋死”新冠病毒。
所以，4月7日和之后的16日，是新加坡的关键日子。之前，生活大体如常，如果那时疫情背后确曾隐藏更大的隐忧，老百姓其实并不知晓。从一开始，执政者就认定新冠病毒不能严重干扰经济。当时有一种看法，新加坡太小了，必须维持对内对外的经济活动，只能把轻症视为“流感”患者，在家疗养，把有限的医院病床留给重症者。政府给每个人发了两个口罩，却不鼓励使用，尽管专家早就联名主张戴口罩，但被当成耳边风。
当时主流的见解是，防范新冠病毒只要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，根本不提戴口罩一事。我个人一开始对此就不以为然，那是西方的想法，有病才戴口罩，特朗普是宁可乱服药也不在公开场合戴口罩的。从中国大陆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韩国的经验判断，口罩对飞沫的传播、对不经意用手指触摸口鼻是有防范效用的。不理别人怎样说，我坚持家人搭地铁、巴士、德士，或上巴刹、商场须戴上口罩，比政府改变想法提前了一个多月。
或许，初期的“战绩”和外人的赞誉，让当局忘了新冠病毒会随时伺机而动，不能留下任何缺口。不幸的是，这缺口果然被病毒察觉并乘虚而入，那就是政府所说的“外劳宿舍”。其实，在新加坡从事体力劳动的外籍工人，本来就是社区的一分子，他们乘地铁、巴士，有空也逛街，上百货大楼购物，等等。他们在工地或购物中心受感染，本来就构成社区感染的一部分，但政府一向把外劳宿舍和社区割裂开来，重视不足，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致使病毒有机会潜入宿舍，蔓延开来。“外劳宿舍”于是成了与社区有别的重灾区标签。
新加坡“外劳”约32万个，由印籍、孟加拉籍和中国籍工人组成，其中约20万被安置在偏僻的简陋宿舍，共计45处，分别居住数以千计或万计的外籍工人，十几个人挤在不及500平方尺的单位内，另有1200处可住百余人的小宿舍，或更小的工地宿舍，挤拥不堪，毫无生活质素可言。现在已知有23处分布各区的大型“宿舍”被病毒攻陷，占了多达3万被感染者的绝大多数。这些宿舍已被严密封锁，成了一个个特区。官方的逻辑是：出问题的是”特区”，而非社区！更令人不解的是，宿舍感染已“整治”一个多月,确诊人数每天还是三位数增加。
如今，政府出于重整经济的考量，一边在“特区”作战，一边逐步放宽阻断措施，复工复课。可是，人们对宿舍的现况、应对的方式、外劳的处境、未来的展望，一开始就懵懵懂懂。每次电视上看到卫生、人力、国家发展部长各说各话，大家早被大数字给搞麻木了。总之，新加坡这次在众目睽睽之下“掉了球”，在全球出了名，确实够尴尬的。政府欠国民和为新加坡作贡献的外籍工人一个解释和表白！
当局对新冠疫情的应对，如果缺口不大，有固定的行动方案（如沙斯经验）的指引，问题可望迎刃而解。如果缺口大，无法可循，那就很可能会搞砸的。我想，思维方式单一，抗疫经验单薄，创新对策欠缺，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